我叫王敬穆，甘肃定西地委党校原书记、校长，194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党龄已有70多年。少年时期受的苦，至今记忆犹新。那时财主地多、粮多，而广大人民群众无地、少地，靠打长工、做短工、卖壮丁维持生活。
家住的窑洞，用胡麻杆捆捆当门杠，睡的土炕，连席也没有，盖的破毡，家里用品就是几个吃饭碗、一口锅，担水还得借邻居的桶子。不管大人、还是小孩，冬天都没有穿过棉裤，无霜期都是赤脚片子走路，吃的以洋芋为主，杂粮也吃不饱，逢年过节能吃点白面就很不错了，做饭时连盐都买不起，只能背碱土熬盐吃。从九岁到十四岁，我去给别人放羊，在别人家肚子还能吃饱，但总感到低人一头，老想着穷家，一天把羊赶到能看到自己家的山上，羊吃着草，我掉着泪……旧社会“广大贫苦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”，这是真实的写照！
王英才等5位烈士纪念碑位于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烈士公园
指引我走上革命道路的人是我的伯父，时任甘肃定西黑山地下党支部书记王英才，1948年初，他因叛徒刘木匠出卖，被国民党逮捕，虽被施以酷刑，但毫不屈服，在狱中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宁死不屈、不怕牺牲的坚强本色，组织狱友与敌人斗争，最终于同年9月被反动派自卫队长郝占彪杀害……
王英才等5位烈士纪念碑碑文
那时我年龄小，家里就让我去多次探望，当看到伯父沉重的脚镣和满身日益增加的伤痕，我不禁落下了眼泪，伯父却淡然一笑，用坚毅的目光看着我。
爷爷王敬穆同志的中共地下党员光荣证
伯父牺牲后，我于同年10月加入党组织，继承他的遗志在陇右工委从事地下工作，誓与反动派斗争到底。1949年在我十五岁时便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到陇西，感到地也大了，川也大了，特别是钟鼓楼既高大，又雄伟，当时想：“建它得用多少木头，用什么方法才能建起?”穷山沟的人进了城，开阔了眼界，第一次豆腐不知道叫什么，用什么做的，怎样做出来的；第一次歌唱祖国的歌时，想二郎山多大多高在哪里？第一次听到科长叫我“小鬼”时，以为是骂我，以后才知道是部队中的爱称；第一次听说压面条不可思议，非要跟着看个究竟；第一次领到津贴费一千元(现在一角钱)，高兴极了，装在身上，乐在心上；第一次听说领被子时，问几个人一床？当知—人—床时，多高兴啊！想我们家的炕上有一床就好了；第一次看见罗政委吸烟不用火柴，而用打火机时我非常好奇地看了看，问了才知道叫打火机；第一次看到科长桌子放的是马列主义的书，想也可能是研究马方面的问题；第一次大会是，岷县地委行署和军区(当时在陇西)及陇西县委政府召开的一次有数千人参加的大会(我是烈士家庭的代表在台上)，我第一次听到陇右地下党斗争中牺牲的先烈的名字及数字，我为那么多的人英勇牺牲难过，想到伯父王英才，被五花大绑，满身枪眼，入土时只能用家里唯一的—张破席倦身而埋的情景，这时我才知道了早认识但不知姓名的地下党主要负责人——万良才，是工委副书记，陇西第一任县委书记兼县长，已是岷县地委的秘书长……
王敬穆同志家庭合影（右一）
四十八岁转业到甘肃省定西市，先后担任地区司法处副处长、民政处副处长、地委党校书记兼校长。应当说我的青春是在部队这个大学校度过的：无论文化知识、军队技术、理论水平，都是在部队长期学习，党组织培养教育的结果。从穿军装之日开始，就是走向幸福之时，从放牛娃出身的穷孩子，成长为党员领导干部，是党组织长期培养和个人奋斗的结果。从走进部队的门到离开部队，甚至离部队很久都想部队，热爱部队，留恋部队生活，对部队我有难以表达的感情。
在入党70多年的光荣岁月里，感受最深的是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，建立了人民群众自己的国家；解放后，党又率领工人阶级办工厂，使国家有了工业基础；改革开放使国家富了起来、强了起来。今日，老百姓再也不用为吃愁为穿愁，而且中国屹立于世界之林，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……取得这些成就首先是我们党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真理；其次，我们党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；第三，是我们党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与人民群众保持着血肉联系。
“感党恩、跟党走”一直是我们家风的核心传承，让我欣慰的是，儿子、孙子都是共产党员。尤其是孙子，也是纪检监察战线的一员，从他小的时候，我就经常给他讲过去的故事，和我的伯父王英才烈士的事迹，希望红色家风世代相传……所幸，孙子得到组织的认可和同志们的肯定，荣获了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。
成绩只属于过去，并不代表未来。今后的日子里，希望他戒骄戒躁，要更加坚定不移地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坚决贯彻党组织的各项决定，坚决同腐败分子做斗争，成为一名合格的党纪国法的守护员，为当地反腐败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。（乌鲁木齐市纪委监委 王宫 整理︱责任编辑 崔红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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